作者: 田纪云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总理曾经号召“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大寨变成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贻害全国。

　　粉碎“四人帮”后，对于怎样看待大寨的问题，众说纷纭。1980年6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时，讲了如下的话：“小郭，你很年轻，没见过大风大浪。我是挨骂挨出来的，骂不要怕，我们共产党人做事从来不是百分之百成功的，有错误，也有失误，我是三起三落了。我们不要怕骂，在骂声中可以自我总结，回顾一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比如说大寨本身要和学大寨分开，大寨精神永远没错，还是要提倡的，可是学大寨出毛病了。有的地方学大寨把树砍掉造地，还有把房屋后的自留地都收归集体，老百姓想吃鲜菜吃不到，他要骂娘的。另外大寨也不要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搬山造田了，要因地制宜，能种粮就种粮，能栽树就栽树，我看大寨树少了些。植树造林是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的好办法。”邓小平还表示有机会要到大寨看看(见谭成健著《大寨》，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

　　实际上邓小平也未能去大寨。

　　1992年春，山西大旱。作为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我于3月中旬去山西考察旱情，在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陪同下，顺便去昔日赫赫有名的昔阳县大寨村看了看。

　　这时的大寨，已失去了昔日的光环，报刊上吹捧的文章没有了，来参观学习的也没有了，“文革”中建的旅行社门前也被冷落了。王茂林同志对我说，我是粉碎“四人帮”后去大寨的第一位高层领导人。

　　我看了大寨的所谓“七沟八梁一面坡”，看了葬埋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的虎头山，看了大寨群众居住的窑洞，同一些村民进行交谈。这时的大寨还是以农业为主，除人均一亩多地外，还有150亩苹果园，但苹果树早就退化了，结的苹果比鸡蛋大不了多少。还有个小煤窑，但挖了煤运不出，因赔钱关闭了。1991年人均分配不到600元。省里的领导向我介绍说，大寨党支部的成员多是陈永贵时代的老同志，为了加强大寨党支部的领导，他们把粉碎“四人帮”后去养路道班工作的郭凤莲又调回了大寨。

　　在大寨，我同大寨党支部成员进行了座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座谈中我讲了以下的话：“对原来的大寨功过要作具体分析，有教训的一面，但是那些教训并不应该由大寨自己来承担，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推行‘左’的路线，利用大寨。60年代，大寨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四人帮’要把大寨往他们那条路线上拉，为推行他们‘左’的路线服务。什么‘大批促大干’呀，‘穷过渡’呀，‘割资本主义尾巴’呀，等等，我想也不是陈永贵同志的发明。他们要把大寨这个农业典型作为推行政治路线的工具，大寨实际上是做了某些人推行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现在看大寨，要看大寨自身的主导方面，它的主导方面是抓人的思想工作，抓精神文明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好的。小流域治理，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建设大寨田，这些经验到现在也是好的。另外，教育群众爱集体、爱国家，这样的风格也是好的。这些经验都是应该肯定的，现在也应该发扬这样的精神，总结、推广、发扬这样一些好的经验。那些错误的东西，当然有我们自己工作的一面，但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应该是推行错误路线的人。大寨本身并不负多少责任，大寨的群众更没有责任，而且这已成为历史。

　　“我希望大寨党支部丢掉包袱，面向未来。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路子奔小康。现在你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吃饭没有问题，人均收入600元，但并不富裕，离小康还很远，离现代化就更远了。小康目标，应该使人们吃得更好一些，食物结构要有大的改善，蛋白质比重应该提高。现在住的基本上还是老房子，穿戴比以前好多了，但要真正达到小康水平还应该住得、穿得更好一点。要奔小康，就必须更新观念，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对，以粮为纲也不对。没有粮食不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没有粮食，靠进口维持10亿人的生活，那就等于把我们的嘴巴挂到别人的裤腰带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就会受制于人。无粮不稳，一点也不能含糊，不能动摇。但是光搞粮食不行，光把肚皮填饱不行，这个富不了。“今后的路子，第一，要用大农业的观点指导农业，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路子。这就是说，要因地制宜，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不要搞单打一。我看你们这里养鱼没有条件，但发展畜牧业很有潜力。第二，要用经济的观点指导农业，走优质、高产、高效的路子。不仅要讲数量，还要讲质量，讲效益。两条路子，一个叫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路子，一个叫优质高产高效的路子。你们的苹果退化了，要更新，改良品种，否则，出口内销都有困难。山东烟台的苹果，味道样子都不错，可以引进先进品种。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畜牧业，水果、水产都有个优化品种的问题。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结合起来，大寨至少在畜牧后面搞加工是可以的。如果一户能养两头牛，村子里再搞个养鸡场，后面搞一个食品加工厂，生财之道就来了。这就叫种、养、加结合。另外就是农、工、商结合。不仅要搞农业，而且要办工业，你们的小煤窑、化工厂就是工业，想办法把化工厂搞好，不行就转产嘛，乡镇企业、村办企业转得快嘛。要立足于你们的优势，搞村办工业。另外，就是内、外贸结合。尽量把质量搞好一点，比如畜牧业加工后的产品跟出口挂钩，一个国内市场，一个国外市场，有些商品可以打到国外去。我们现在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已占相当大的比重。你们要想得高一点，起点高一点。再一个就是农、科、教结合。大寨要培养一些农业科技人才，搞科技要有人才，人才要培养，人才要教育。”

　　座谈后，我应郭凤莲的要求，为大寨写了以下几句话：“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路子，同心协力奔小康。”

　　说实在的，我看了听了大寨情况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改革开放十多年了，他们还在陈永贵的老路上挣扎。在离开大寨时我悄悄地向郭凤莲说：“老同志劳苦功高，要好好照顾，待遇可以优厚一点，但你们支部的成员要年轻化，要吸收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工作要有新的思路。”

　　在离开大寨回阳泉的路上，我与王茂林商量要帮助大寨脱贫致富，我说，大寨如果继续走老路，老思想、老办法是富不了的。我动员王茂林把阳泉至大寨的那段路修一修，能让卡车通行。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惦记着大寨的事。我决心让他们改弦易辙，摆脱贫困。

　　我先是让大寨送了50名劳动力去广东东莞打工，他们送40人，但不到一年，大部分都跑回来了，他们受不了那苦，只剩下四五个有点文化的。随后我又动员泰国正大集团赠送大寨7台卡车，一汽赠送大寨两台卡车，共9辆大卡车，让他们成立个运输队，把小煤窑的煤运至火车站。随后我又动员江苏淮阴市毛纺织厂帮助大寨建了衬衣厂和毛衣厂。

　　大寨有石灰石，想建个水泥厂。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让老伴陪同郭凤莲去拉赞助(我去大寨时我老伴也去了，因此，结识了郭凤莲，此后郭凤莲有时来北京办事，也到我家看看，与我老伴熟悉了)，山东沂蒙地区无息借给大寨400万元周转资金，所有设备、技术人员都由山东提供。我又动员香港中策集团董事长黄鸿年先生投资在大寨建起了水泥厂。大寨盛产玉米，我动员四川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大寨建起了饲料厂。我老伴又趁去广东的机会，还动员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等地给大寨提供了一百多万元的无偿赞助。

　　1994年5月，我在人大工作期间，在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省人大主任卢功勋等同志陪同下，再次去大寨考察并参加他们的水泥有限公司投产典礼。

　　这时的大寨，在各方支援下，衬衣厂、毛衣厂和水泥厂都已投产，也有了自己的运输队，大寨至昔阳的路也已修建完成。大寨已不再是“以粮为纲”的大寨，而是贸工农结合、全面发展、逐步走上二三产业为主的轨道。

　　我即兴为郭凤莲写了如下的话：“凤莲同志：我希望您率领大寨人，用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在新的道路、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大寨，重振当年雄风。”又为大寨村写了四个字：“重振雄风”

　　到2001年，郭凤莲在北京见到我时，她告诉我，他们人均收入已超过6000元，集体福利大大增加，都住上了新房，不到十年，人均收入增加了九倍。这就是大寨逐步富裕起来的缘由。没有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各方的支援，继续走“以粮为纲”的老路，就没有今天的大寨。当然，大寨的变化，和他们有郭凤莲这样一个好的带头人以及大寨人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是分不开的。